在这个“我们必须拼命奔跑才能够待在原地”的信息时代，时间被异化。尤其是基础教育领域，由于工作时间过长、单位时间工作量大、“工作-自由”时间界限模糊等原因，一线教师超负荷运转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必须做的工作越来越多，可用时间却越来越少，教师被永久地流放在“时间的河流”，沦为时间的贫民，对教育产生了消极影响。
教师的时间是怎么不见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宋萑从时间的“商品化价值、权力性结构和道德化规范”三个层面做了阐述。
作者宋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教授 ，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所所长。）
随着市场力量和消费文化的介入，人们越来越把教育看成一种服务业，一种可交易的产品，教师的时间不可避免地被商品化。
然而，又没有彻底商品化。这里面存在大量的隐性时间，例如备课、研读理论、教学改进、教学研究等，而商品化时间只限于在校时间——照搬网上教案半小时备课，和3小时研读课标教材形成教学设计，最终的商品时间都是45分钟，这就意味着，隐性时间投入越多，单位时间的货币价值就越低。
与此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在区域财政压力下，亦会倾向于通过收紧编制、有编不补等方式来降低单位时间的货币支出。由于隐形工作时间难以监测衡量，教育管理者往往通过课时数是否足够、教案是否手写、作业是否面批等外部痕迹来监控，不仅增加了额外工作量，也导致“管理主义”和“绩效主义”与标准时间挂钩。
在农业时代以及工业化过程中，人类的工作与休息周期是与自然节奏和任务节奏相辅相成的，但随着“时间的商品化”，人类与自然时间的联系越发脆弱，不再同潮起潮退、日升日落和季节变换相交汇。人类创造出了一种“人工时间环境”，一个定量、快捷、高效并且可预报的时间平台。
这种改变也发生在儿童的培养上，标准化的课程与教材能在更短时间内将知识和技能灌输给学生，而儿童的自然成长节奏，尤其是个体差异性往往被遗忘。当教育工作追求效率时，公平必然会被视为一种阻碍力量，就像工厂对待残次品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抛弃它，而不是慢慢修复和重塑。
当培养儿童也变成流水线作业时，教师就被要求投入更多时间，学生被要求单位时间内学习更多知识，而这一切最终都通过统一化、高竞争性的考试来评估，于是儿童做的题越来越多、教师的技巧越来越杂，二者的负担不断趋于沉重。
笔者调研发现，有些高中学科教师从早上六点半进校到晚上十点半离校，差不多每日工作15个小时，周六补课、寒暑假补课是常态，拼的就是最后的高考成绩。绩效管理要求教师高效处理手上的工作，而高速则意味着压力、负担和倦怠。当我们把人力劳动者绑捆在飞速转动的工厂轮子上，他的体能以及精神上的耐力和警惕性都将变得无法承受。
也有教师不为特殊津贴所动来避免承担额外工作，拒绝把自由时间商品化，但更多时候他们无法拒绝，这已然不是时间商品化能解释的，这就涉及下一个话题——权力性结构。
权力，在学校场域中具有无所不能的穿透力，而教师就身处权力结构之中，他的时间必然受到权力的支配。
首先来说，教师会迁就于和同事、领导、家长、学生的互动，例如领导召见、接待家长来访；而这些互动时间大多会面对制度时间的控制，例如学校例会时间、教研活动时间、课程表时间；进而，制度时间又置身于每周、每月、每学期、每学年的循环时间当中......复杂的组织系统对时间同步化要求越高，被赋予意义的时间单位则越细，从而导致自我时间加倍稀缺和失控感的增强。
其次，由于人事、财政受制于地方政府，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容易受到干涉，如维稳、创卫等无关教育的工作也进入学校，导致学校这一时间生态群落与其他群落之间形成一种失衡的权力关系，教师不得不接受来自其他行政部门的时间调配，甚至需要调整全部时间表来作出回应。
第三，学校作为地方教育局管辖下的事业单位，不得不参与到各类教育的“公共治理”中，比如准备不同材料应付不同检查、制作美化新闻确保活动留痕、为求特色创特色、各类基地挂牌等等都向教师下传压力。一线教师忙着落实一波又一波政策，却迷失在碎片化治理的泥沼中，“忙东忙西就是没忙教育”。
而且，在“权力性结构”这一框架下，一些教育管理者为了保卫自己的自主时间，只能向下占用教师的时间，或者转化为制度时间。结果就是，教师的时间表被日益分解，工作之间无缝衔接，彼此交叉，体验着海德格尔所言的“正在接近的接近”——如同身处一列高速火车上，不同的工作任务如同窗外远近的物体不断扑面而来，让人应接不暇且没有尽头。
在时间商品化的进程中，道德性的规范如影随形。这种“道德性规范”在学校更是如鱼得水，因为学校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养成学生的时间道德性，教师自然要做出表率。然而它本质上还是个体对钟表时间屈从的异化产物，只会导致教师一系列负面情绪体验，并不断加重教师负担。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谈及“对时间的彻底使用”的道德要求——即以精密的时间表来榨取每一点时间的效益，通过分割、序列化、综合和整合来管理利用时间，形成一种“进化的”时间和进步的意义。
当我们无视教师的身心和社会状态，把他们驱赶到“进化的”时间序列中，也就剥夺了他们的自发性、创造性和新颖性。每每在观课后听到有教师言及：“我实在来不及”“教学任务完成不了”“等不了学生思考”，教学中最灵动、鲜活的生成环节往往在时间高度预设下悄然流走，儿童的差异化学习速度必须首先服从统一化教学进度。
而这些现实窘境，又引发了教师更多的沮丧和负罪感，甚至带来“平庸之恶”，以无条件服从时间表为由去放弃个体的教育价值判断，放弃对学生发展负责的师德标准，教师就如波德莱尔诗中所描述的那样：“一分钟一分钟过去，时间将我吞噬。”
我们还看到，教师处于一种“刚性-弹性”时间的交织状态。一方面是通过上班打卡对教师的时间结构进行控制，一方面又透过责任制赋予教师构筑自身时间结构的任务。然而按照“时间富裕”理论，要让个体更好地构筑自身的时间结构，并不全决定于时间管理技巧，而是要看个人的时间自主性是否足够，同时还需要时间协调的平等与公平环境来支撑。
而“刚性-弹性”时间交织下的现实，只会让教师在天然的不平等前提下不断投入、不断牺牲才能获得一种道德感，忙于应付各种事务，而无法按照自己的步调来运作自我生命，工作意义感与生活品质双双降低，成为时间河流的贫者。
社会加速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但是生命自然的生长节奏、人类身心的适应极限、社会结构的内在保守性都无法与加速逻辑同步，否则会导致人类身心的超载、抑郁、焦虑。
尤其是教育，更不能搞“同步化”。比如，纸笔评价的短视性与全面育人的长期性之间不能同步！刷题强记的短效性与素养培育的长效性之间不能同步！多任务并举下业务时间压缩后的快餐灌输与教育教学中复杂推理-专业决策的沉思熟虑之间不能同步！
而在加速同步的潮流中，教师只能采用“弹钢琴”的策略来处理工作，他们的反思被抑制、记忆缺乏，进入一种“体验极为丰富、经验日益贫乏”的矛盾之中，只能选择短时性的行动和成就来获得一种虚假“进步”，将儿童生命完整和终身发展抛诸脑后，最终让教师、家长和学生都沦为“内卷”的受害者和帮凶。他们既无法从不断涌入的体验中获得内在的丰满，又陷入“不进则退”式自查-加速-倦怠-自责的恶性循环，被困在一个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自我之中。
教育改革中各类概念纷纷涌入，你方唱罢我登场，搞得一线教师眼花缭乱。这些概念，尤其是一些伪创新给教师带来三重压力：
一是应接不暇的改革措施让教师疲于应付，随之而来的各种填表、案例、公开课都需要教师投入额外精力；
在调研中，我们常听到教师说“能让我好好抓抓教学就好了”“真没有时间去做、去思考教学的事情”，许多人都抱怨他们花在核心业务上的时间减少了。
时间的异化，也导致教师在劳动中不能形成持续性的自我理解与认同，而代之以“情境式的自我认同”，在不同跑道上任意穿插，随波逐流，这种生存现实对教师无疑是毁灭性的，一旦他失去职业伦理，只需日复一日带领学生刷题，获取报酬，他的意义感、价值感被遗弃了，而负担感倍增。
教师的工作时间可分为主体化工作时间与工具化工作时间，前者是恢复型，后者是损耗型。在恢复型时间里，教师能够秉持专业伦理进行自主决策和行动，幸福地投入其中。但是在损耗型时间里，只要按部就班即可，诸如迎检迎评、填表上报。加之任务的突发性、紧迫性，极易打破他们的工作节奏，导致更大的无意义感和对学生的负疚感。
今天，很多教育人都在呼吁“让教育慢下来”“静待花开”。我们需要重构这个加速时代、技术社会的价值取向，让教育回归人的自然发展规律，让教育的时间安排符合学生身心成长的节律；要为教师的教书育人工作留有余地，尊重和赋权教师的专业性，允许教师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深度注意、价值判断、反思修正；尤其要让外部权力服从于教师主体性的时间排序。
一是从治理变革上实现结构性减速，地方政府可以发动更广泛的社会力量来参与多元治理，减轻教师的事务总量；二是通过时间规则重构来实现秩序性减速，要对“上班打卡制、下班责任制”说不；三是主动拥抱“深度无聊”来实现个体性减速，跳出快速流变的日常状态去拥有新的视野，才能如夫子那般发出“逝者如斯夫”的生命叹息。
技术一方面加大了教师的工作负担，一方面也可以缩减劳动时间，创造更多自由时间。我们的技术研究者和实践者，需要思考技术如何解决一些非创造性的重复性劳动，让教师有更充分的时间去面向学生、构建关系、形成共鸣。
yh86银河国际
